作者|沈天浩

【編者按】

5月14日凌晨，體壇傳媒駐意大利記者沈天浩的作品《團結的歐洲杯，不團結的歐洲》榮膺國際體育記者協(xié)會2024年文字類最佳專欄獎。這是中國媒體第一次進入該協(xié)會年度文字類獎項的前三名，更是首度摘得桂冠。

這篇對歐洲杯的評論，也得到了歐洲人的認可。荷蘭資深記者、評審團成員雅普·德·格魯特評價道：“這正是我在2024年德國歐洲杯期間想說的東西，但即便是很多歐洲記者，也只把報道局限在了足球本身。事實上，足球就像是八爪魚，它與社會的各個角落直接關聯。”

這個獎項也證明了，哪怕是在足球領域，中國媒體也越來越容易被世界注意到了。

以下為獲獎者沈天浩受邀為鳳凰網《凰家看臺》撰寫的獨家自述：

寫作《團結的歐洲杯，不團結的歐洲》時，我還不知道AIPS的“最佳專欄獎”為何物，自然也不會考慮這個作品能夠參評、獲獎，在時隔近一年的今天被一次次重新閱讀。

這并不是一篇精心構思的作品。2024年歐洲杯決賽前幾個小時，我早早來到柏林奧林匹克球場，繞著這座龐大的混凝土建筑轉了半圈，來到位于地下的媒體中心，心里想的是：“現在要寫什么？”決賽當日，我的計劃相當緊張：賽前要去到柏林市中心的球迷區(qū)，賽后還要參加發(fā)布會、提問題，并兼顧視頻評述——每個小時都不能浪費。文字產出方面，比賽本身的現場稿自然是需要的，但除此以外，我還想寫點東西。

簡單想了一下。西班牙與英格蘭的對決，就留給賽后的那篇現場稿吧；賽前準備的稿件，我想寫即將落幕的歐洲杯，寫過去一個多月的德國，寫決賽的舉辦地柏林——這是個極其特別的城市。

一、關于柏林

近幾年，我因為各種緣由去過好幾次柏林：歐洲杯之前的兩次，分別住在東邊畫廊附近嘈雜混亂的華沙大街，以及西邊優(yōu)雅克制以至于有些冷漠的夏洛滕堡；歐洲杯期間數次短駐德國首都，住過西柏林年輕人活躍的時髦街區(qū)腓特烈斯海恩，也和同事武一帆一起，拎著行李爬過東柏林得體整潔、但沒有電梯的排樓。

柏林奧林匹克球場

人口300多萬的柏林有著各種各樣的街區(qū)，歐洲杯有著24支風格、氣質、狀態(tài)截然不同的球隊。對我來說，二者同樣有趣。佩措爾德的《溫蒂妮》，也是我近年來最喜愛的電影之一，它的靈感來自歐洲古代的“水精靈”傳說，影片開頭女主在所供職的柏林城市博物館里，為一組游客講解戰(zhàn)后柏林的樣貌變更，人們紛紛看向我文中提到的城市模型——1945年之前和之后完成的建筑，以不同的顏色標注。通過這樣清冷的畫面，柏林的城市肌理與影中人物的情感神經，被巧妙地接在了一起。

“貧窮而性感”。2003年，柏林時任市長沃維賴特在接受雜志采訪時，用這樣一句話描述這座城市，而這也很快成了柏林的標簽。柏林“性感”嗎？當然。這體現在這座城市的夜店文化、穿衣風格和“不在乎”的性格。但性感的柏林，其實也是敏感的：在歐洲的主要城市中，它的歷史絕對不算悠久，然而在最近200年的時間里，歷史的幾次轉彎，將車轍留在了柏林的每一條街道上。柏林受傷、愈合、袒露傷痕，連同有著獨特歷史的奧林匹克球場，為“團結與分裂”的主題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場景。

二、關于德國

從歐洲杯前線回到米蘭后，我經常在晚上躺在床上，回想起在德一個月的行跡，以及經歷的種種瞬間。賽事報道安排的關系，我在好幾座城市之間輾轉，德鐵app上記錄的數據是：乘車32趟，去過17個車站，里程7381公里，在火車上總共待了2天20小時25分鐘。

柏林的雨中彩虹

那些難忘的、特別的瞬間，其中很多就與火車有關。克羅地亞球迷在車廂里唱起歌來，場景起初非常溫馨，但歌謠的主題很快變得敏感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幾個人的面頰已經泛紅，他們笑著唱起“烏斯塔沙”，好像這不是一個極端主義組織的名稱，而是鄰居家寵物的綽號，或是達爾馬提亞地區(qū)某種甜品的名稱。這當然不正常。幾天后，克羅地亞與阿爾巴尼亞的較量馬上就要打響，漢堡的城際小火車不適時地陷入崩潰，我只得來到公交車站等車，見到了后來在文中提到、兩國球迷合唱“科索沃”的場景。

有些瞬間，因為篇幅和時間所限，未能在文中分享出來。在多特蒙德，英格蘭補時絕殺，淘汰荷蘭進軍決賽。等到我參加完發(fā)布會、去過混采、折騰半天來到多特蒙德主火車站，時間已近三點，身邊滿是喝得半醉的英格蘭球迷。幾十公里外，武一帆在公寓里上了鬧鐘，等著給我開門，我想的自然是盡可能在回到住處前把稿子寫完。好不容易擠上火車、搶到座位，我拿出筆記本電腦繼續(xù)寫稿，引來亢奮的英格蘭球迷們圍觀。幸運的是，沒有任何不好的場景發(fā)生。對面的球迷帶著濃重的口音，堅持要塞給我一張球星“閃卡”。那張卡破除了我的一些刻板印象，現在夾在一本厚厚的《德國足球年鑒》中。

小組賽期間，我在萊比錫附近的哈雷住了一個星期，每天往返在公寓和火車站之間，前往萊比錫、柏林甚至漢堡。“人們變得越發(fā)冷漠，經濟日益下行、社會矛盾尖銳”——在那篇獲獎文章的末尾段落，我寫了這樣一句話，而哈雷正是我最強烈地感受到這一現象的地方。除了德國隊贏球的夜晚，從火車站到市中心的10分鐘路程，總是寂靜、冷清、壓抑的。

沈天浩鏡頭下的火車站

哈雷也是德國人均收入最低的主要城市之一，而在我離開這里整整七個月之后，這里突然登上了全球媒體的主要版面：德國選擇黨在此召開的集會上，馬斯克以視頻電話的形式出現在了大屏幕上。2月，德國進行大選，地圖上的顏色分界線，與1989年之前的兩德國界幾無二致。《團結的歐洲杯，不團結的歐洲》里，我寫施普雷河畔的東德博物館，那里訪客絡繹不絕，展覽設計的互動性很強，但講述的似乎不只是歷史。

三、關于歐洲

柏林奧林匹克的城際火車站和球場之間有一小段路，那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、成為獲獎文章引子的“因足球團結，團聚在歐洲之心”，就貼在那段路旁的一個鐵柵欄上。對“團結”的呼吁和向往，對“分裂”的關注和恐懼，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，而是歐洲每天正在面對的真實。

AIPS評審團成員、資深荷蘭記者雅普·德·格魯特的比喻“足球就像八爪魚”，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鳴。頒獎現場，我和他聊到一個有趣的現象：歐洲杯期間，荷蘭球迷們的狂熱和裝束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，他們的民族意識其實相對很弱，卻十分熱愛自己的國家隊；反過來，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識在歐洲出了名的高，可很多意大利人其實并不在乎國家隊，甚至會為影響俱樂部比賽的藍衣軍團喝倒彩。為什么會這樣？

露天下觀賽的球迷們

當然，足球從來不只是一項運動本身。它是這個世界的一面鏡子，可這鏡子有時擦得并不干凈，有時是扭曲形象的哈哈鏡，有時則是自帶背光美顏的浴室化妝鏡。也正是因此，我試圖通過敘述足球去觸及社會，不過僅此而已。足球無法忠實地反映出社會的全貌，更無法解決社會的所有問題。

但足球至少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輕盈、快樂、有希望的出口。足球世界的2024年歐洲杯上，團結的西班牙和英格蘭殺進了決賽，團結的瑞士和奧地利創(chuàng)造了驚喜，不團結的意大利隊成了反面典型；足球以外的現實里，“團結”與“不團結”的邊界往往要模糊得多，有些“不團結”的姿態(tài)，是為了在更小范圍內達成更緊密的團結。有著移民背景的亞馬爾、威廉斯，以及在海外聯賽效力的羅德里、魯伊斯等人，為斗牛士軍團帶來冠軍；可對于歐洲社會上的絕大多數職業(yè)而言，外來戶和移民想要順利融入、被認可以至出人頭地，成功率比職業(yè)球員要低得多。

四、關于寫作

說到“普通人”和職業(yè)球員的對比，我的確很感激這次獲獎的機遇——它讓我在很短的時間周期里，體會到了球員生涯式的遞進成就與刺激感。起初AIPS通知全球媒體參評，我把這篇文章交了上去，但當時對獎項的評選過程不甚清楚，對最終的結果更是完全沒有預期。說實話，最初提交作品的時候，我根本沒有進行全文翻譯，只是附上了一段英文的文章摘要。原因很簡單：怕的就是耗費心力做了全文翻譯，結果投稿“石沉大海”——找工作投過簡歷的人，肯定明白那種感覺。

提交作品是在去年10月，此后很久都沒有收到消息，我偶爾想起過這件事，心想有可能確實沒下文了——事實證明：我只是對流程太不熟悉。直到今年3月中旬，我突然收到郵件，發(fā)現AIPS開始陸續(xù)公布各個獎項的入圍名單了。在最佳專欄獎公布入圍名單的新聞頁上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和作品：“Tianhao Shen (China), A United Euro 2024, an Ununited Europe - Titan Sports”。

沈天浩與獎杯合影

在此之后，那行字還出現在候選名單、前10和前3的名單上，希望的火苗燃燒得比想象中更久。駱明老師和體壇國際足球編輯部的同事們，一直對我充滿信心，比我更相信這篇文章可以走得很遠——這種信任和支持，連同讀者們對我的祝福，伴隨著獎項的整個評選過程，放大了我的感動與喜悅。

我本人倒是每一次都做好了出局的心理準備：倒不是因為覺得自己寫的不夠好，而是真的不知道它在國際評委們的眼中是怎樣的。更何況，2024年度的各大獎項評選，AIPS收到了來自136個國家的2065份候選作品，是為史上最多，競爭激烈程度不言而喻。

前幾輪的晉級名單，是通過郵件+網頁新聞的形式更新的，但通知我作品進入前3名的，其實是一通電話。當時我正在錄制播客，同事小五開玩笑：“這是個《法國足球》式的電話！”他們邀請金球獎候選人出席頒獎典禮，也是靠打電話。組委會告訴我，他們此前在評選中看的一直是我文章的機翻版本，然而現在決賽在即，需要我提供一份作品的“官方”英文翻譯。

駱明老師得知此事馬上預言：“我覺得你很有機會奪冠！”結果準確，可我想來其實有點后怕：如果這篇文章確實具備奪冠的可能性，卻因為翻譯的質量問題被拒之門外，那多令人遺憾？做事情果然還要全力以赴。即便起初試著不把這個獎項太當回事，但在真的進入前三名且得知最終結果會在頒獎典禮現場告知的時候，我不可避免地變得“在乎”了。

我一直覺得，選擇成為足球記者，意味著接受在足球敘述中成為旁白或配角的宿命——那些精彩的故事、個人英雄主義的魅力、強烈的悲喜瞬間，通常屬于聚光燈下的球員們。此番來到拉巴特參加頒獎，宣布結果的那幾十秒鐘，我感覺自己像個把命運寄托在點球輪盤賭的球員。這是強烈而真實的、不是所有同行都能有機會體驗的感受。我是幸運的。

沈天浩發(fā)表獲獎感言

那的確像是一場12碼決戰(zhàn)。常言“文無第一”，本次入圍“決賽”的另外兩篇候選，分別關于法國罩袍禁令的社會爭議，以及洛杉磯奧運會板球場地變更的幕后故事，那是和我的文章類型風格完全不同的優(yōu)秀作品。這一次，我贏了這場“點球大戰(zhàn)”，或許得感謝佩措爾德的電影、柏林的傷痕和德鐵車廂里的故事，以及文章中傾注的那點悲觀的感性。它以希望開篇，但后調毫無疑問是沉郁的。

敲完《團結的歐洲杯，不團結的歐洲》的最后一個字時，場景已經更換到了柏林東南郊的酒店房間。我有在電腦里保存稿件的習慣，那個文件的最后修改時間是：2024年7月15日，3點49分。交稿后未再改動。足球媒體通常這樣描述點球贏家：“幸運女神向我微笑。”將微笑放在一邊，如果一定要找一個“我值得”的理由，大概就是“體壇”文件夾里最后修改時間一列中，那些日期后面以“2”“3”“4”開頭的數字。這是很多文字記者們的共同記憶，衷心希望中國文字媒體在AIPS年度獎項中取得的這個突破，能夠激勵我們一起繼續(xù)下去，做真實、有溫度、負責任的表達者。